——孙有纯

长兄有运，1914年出生在河南安阳县（今安阳市殷都区西郊乡）南流寺村。1940年担任我党领导的地下武装——彰德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总团团长，兼驻彰德办事处主任。1943年9月14日（农历八月十五），在日伪军对自卫总团的围剿中被捕，惨遭汉奸李英杀害。后经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木匠出身 做工为生

我家在旧社会生活极为困苦。家中只有三间平房、6分田地。主要靠父亲做木工活维持生计。

有运兄14岁之前，读了几年私塾，便跟着父亲学木工手艺。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知识，又心灵手巧，在父亲的精心指教下，一两年时间便掌握了精湛的木工技术——雕花，刻画，样样活都能拿得起来。18岁时，他已经是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木工好手了。

1937年初，家庭生活极为拮据，全家十多口人，几乎处于断炊的境地。父母东借西贷，筹得80块现大洋，有运兄以此为本钱，与人合伙开了个木材铺，经营各种板材及木制品，他既是股东，又是干活的工人。但只经营了半年多时间，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。秋末，日寇逼近了河南，有运兄便返家，同家人一起逃难。

风云乍起 弃工抗日

日寇占领安阳之后，有运兄本打算继续木工生意，但木材铺已被人窃掠一空，80块现大洋就这样打了水漂。此时，安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。1937年冬天，有运在抗日风潮的影响下，参加了当地由孙有富等人组织的一支抗日民军。翌年春，有运回到村上，同他人合伙开办了一个“宣武班”（他会武术），一面教授武术，一面宣传抗日。不久，他舍弃“宣武班”，到万金渠水利会当兵。当时，水利会有二十多名武装人员，主要任务是负责管水，安排各村按次序开闸浇地，解决因用水引起的各种纠纷。有运到水利会时间不长就当上了班长。队长看他有文化，又善于社交和管理，还有一定的军事知识，便主动将队长一职让给了他。他当上队长以后，便着手整训和加强水利会队伍的建设，同时将万金渠灌溉区各村的上百支民枪（俗称预备枪）组织起来，加强训练。这些民枪，多为地主富农出钱购买，平时各村“为政”，遇事互相支援，并由水利会统一指挥。

    1940年春天，已经投降日寇的刘月明部与日军数十人，来到柴库村北地，架起重机枪向南射击，企图进村抢掠。枪声一响，柴库村的十多支民枪立即应战反击，打得日寇措手不及。当柴库枪声大作时，有运率领水利会的队伍紧急出动，奔向战场，与日寇激烈交火.日寇仓促退却，丢下两挺重机枪。大家在喜悦地观看战利品的时候，马本立也带着部下十几个人从南流寺赶来了。孙有富的护兵范广顺正巧从南庵回家探亲（当时，孙有富的部队为躲避日寇围剿，驻军南庵），也手持武器赶到了战场。大家正准备各返原地时，有人说，鬼子逃跑时还丢下两箱子弹，于是，水利会的兵、马本立的兵，以及范广顺，便争先恐后去抢子弹箱。这时，没有撤退，隐蔽在暗处的一些鬼子猛烈开火，打死了范广顺等四人。马本立也受了伤。有运在抬牺牲者时，挎在身上的子弹辫子和帽沿都被子弹打穿了。于是他指挥队伍与日寇猛烈交火。日寇见势不妙，便仓忙撤退了。战士将两挺重机枪抬回了水利会。三天后，孙有富带着部队从南庵回来，有运将重机枪交孙有富抬走。作为答谢，孙有富送给有运一把德国制造的插板盒子（手枪）。万金渠水利会是地方民间武装组织，为了保存实力，不跟日寇正面冲突。有时因水利事宜还与日寇有所交往。这样才能在地方上公开地存在。这次，缴获了日寇的重机枪，日寇决不会甘心罢休。为了迷惑日寇，便造出“孙有富打日本，抬机枪”的舆论。事后，日军黑田部曾到西梁村万金渠水利会找孙有运，询问重机枪的事，有运对日寇说，是孙有富缴获抬走的。他们追问，孙有富哪里去了。有运说：“西南岭，开路开路的。”

大约在1940年5月，土匪许金生自造事端，将坚持抗日的孙有富打死（传说，是日本人使的阴谋)。

孙有富死后，“孙家班”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界，局势十分混乱。日寇伙同土匪许金生，高安国等汉奸武装到孙有富管辖的万金渠灌溉区大肆杀烧抢掠，一时间搞的鸡犬不宁，民不聊生。此时，孙有富的老婆也有将孙部归降于土匪王自全之意。在局势极为紧急的关头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张亚夫与孙筱尚，宋子美、孙有谋等人开会，分析形势，研究对策。认为，现在日本人站稳了，地方各路土匪也纷纷投靠了日寇，再像孙有富那样，在本地公开打出抗日旗号，跟鬼子明着干不行了，那样部队就有很快被消灭的危险。会上，张亚夫提出，首先将孙部武装拉回万金渠地区，充分利用万金渠地区上层人士的影响作用，做好各方人士的工作，并与敌伪有关方面拉关系，以万金渠水利会为依托，将孙有富的部队改为民团性质，争取日本人给个“彰德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总团”的番号，以便在敌占区站住脚，逐渐形成一支抗日的地下武装。

对于谁任万金渠水利会自卫总团团长的问题上，党组织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。张亚夫同志回忆说，万金渠的上层人士希望孙筱尚出面，孙筱尚认为在幕后比在面上更好做工作。考虑再三，还是由孙有运担任此职合适。从亲属关系上来说，有运跟孙筱尚人较近，从人品上说，有运是贫苦木匠出身，人老实。再则，孙有运当时担任着万金渠水利会队长，在万金渠灌区影响较大，人际关系也不错，大家能够接受。同时，他为灌区水利问题与日伪打过一些交道，也是个便利条件。最主要的是权利在他手里放心。因此，最终决定由孙有运出任彰德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总团长。

    孙筱尚、张亚夫、等人到水利会找有运兄谈话，向他讲明当前的形势和打算，要他担任总团长一职。有运出于为地方百姓生存与安全考虑，接受了这个职务。但家中父母坚决不同意他干这种差事，一是担心他的安全，二是认为这是投降日本，当汉奸，要落千古骂名的。孙筱尚、张亚夫、亲自到家做工作，一再向父母解释：当团长不是当汉奸，是为地方上老百姓办事的，是保百姓平安的。虽然父母思想未通，但却吐口说，让他们看着办。

    1940年麦收之后，以万金渠水利会的名誉，通过王天邦（驻大正集局子队长。此前，他已投降日寇）与日军黑田部队沟通了关系。黑田同意在原万金渠水利会基础上，扩大建制，并给予“彰德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总团”的番号，孙有运任总团长，管理地方水利，维持地方治安。彰德县“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总团”团部设在东梁村。对内，称“大队部”，孙筱尚为大队长，重大事情由他做主。总团各分队，分别驻扎在万金渠辖区的重要村庄。从此，基本扭转了孙有富死后，万金渠灌溉区人心无主，惶恐不安，任凭日伪及土匪抢掠烧杀的混乱局面。同时也为党的这支地下武装的建立，巩固和发展壮大奠定了初步基础。

身居虎穴 隐形斗争

彰德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总团建立后，日寇黑田部队（驻扎安阳城北飞机场），命总团每天必须报告地方治安情况，并要写成书面文字送去。为应付日寇，每天由大队部的笔杆子宋子美、孙筱尚、张仁甫（均为共产党员）编写“情报”。当然，“平安无事”的情报居多，但也不能总是“平安无事”。因此，有时也编写一些八路军夜间在某处活动的“情报”。这些“情报”每天上午派专人送到飞机场黑田部队处。

日寇为了更牢固地掌握地方势力为其服务，要求其负责人必须在安阳城内设立联络处（通称“办事处”），并要求联络处主任必须携带家眷居住在城内。这实际上是把家属作为人质。有运作为自卫总团的团长，兼驻安阳办事处主任，毅然带着妻子和孩子住到日寇盘踞的安阳城内。同时，日寇还为自卫总团驻安阳办事处，派来了一个叫吉本三郎的日本人当翻译。实际上这个日本鬼子的汉语讲的很不流利，主要是来监控办事处的。办事处先住在安阳城西大街一处房舍，后搬到了甜水井街65号“徐公馆”。徐公馆前院住着日本的特务队，经常能听到“犯人”坐老虎凳，灌辣椒水时的惨叫声。这种与虎狼同居的环境，虽然对办事处的行动有所不便，但对搜集敌人情报却大有好处，通过特务队逮捕和审讯“犯人”，了解到了不少敌情。

自卫总团驻安阳办事处的公开工作是，与日伪机关联络。但实际工作却是遵照党的指示，通过各种关系搜集日伪情报。在驻安阳办事处期间，有运以公开身份，几乎每天都要到日军司令部“汇报情况”，同时还要到伪县公署、宪兵队、车站警备队、飞机场做例行性“拜访”，借机观察敌情。如有情况，便立即报告水利会自卫总团“大队部”，再由地下交通员传送上山。由于有运敌情工作做的及时周密，日伪军每次对山上“扫荡”，根据地事先都能得到情报，及时布置反“扫荡”工作，从而避免或减少了人员伤亡及物资损失。

    有运另一项任务是掩护和接送太行、冀鲁豫根据地和南方新四军的过往干部。凡有重要干部来往，都由他亲自接送，如林一（滕代远夫人）、朱霖（黄镇夫人），由马拉的轿车接来送往的。我三兄有丰，作为有运的贴身护兵，经常随他料理此类事情。来往干部上火车时，有丰先去车站办好车票，再按时送他们上火车。那时，经过办事处最多，并常在办事处留宿的有：豫北办事处秘书李德成，华北抗日民军交通联络秘书黄世贤、黄连奎、新四军军部秘书李培棠（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厅长）。此外，还不断有从安阳下火车到太行汇报工作，或上火车南去、北上的高级干部、技工人员、统战人士。按当时的工作纪律，有运叫有丰干啥就干啥，无须多问，所以接待过的不少人不知道姓甚名谁，担任什么职务。总之，凡是通过办事处的我党政军人员，都安全地接来送出，一次纰漏没有出过。

    为了做争取伪军的工作，我党在安阳城内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“敌伪军瓦解委员会”，简称“瓦委会”。1941年春天，瓦委会负责人贺书亭叛变投敌。当天晚上，有运获取有个共产党员被捕的情报，立即派人连夜速告县工委书记张亚夫和孙筱尚。张亚夫经了解得知是县工委委员舒万年被捕了，赶紧应变，切断了舒万年所知的地下党组织的一切线索，使我党在安阳的地下组织未受什么损失。

    有运还有一项公开的重要工作，就是与地方各派势力联络“感情”，搞好关系。在驻安阳办事处期间，除与许金生匪部没有联系外，几乎与安阳地区的各股势力都打过交道。如王自全（后因关系紧张，来往渐疏）、李成华、郑合、程道生、牛治田等。由于这项“统战”工作做的较好，也为自卫总团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。

水冶设防 便利“交通”

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中国战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。日寇为弥补其兵力不足，在安阳推行其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强迫民众在与游击区接壤的边缘地带挖封锁沟，修筑碉堡，大肆动用汉奸部队及伪政府组织协同效力。

1942年春天，安阳日伪县长马恒谷，秉承日寇诣意，命令城西的地方团队担任水冶至观台一线的防务。自卫总团抽出200多人的兵力驻扎水冶，名为“水冶地区警备队”，由孙有运总负责。党的地下组织将计就计，在水冶开辟了一条通往太行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。当时驻扎水冶的日军只有一个分队，约四五十人。队长是中尉军衔，名叫竹要。他是个中国通，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。据说，他还是日军驻水冶的情报主任。日军与少量的伪治安军只负责水冶五门的守卫。自卫总团警备队驻防水冶北关，日军很不放心，为监视总团警备队，竹要给警备队派来个日籍“教练官”。

日寇的经济封锁，致使根据地的物资很缺乏，如电池，药品等。有运受孙筱尚之托，不断从安阳购些电池、药品，经水冶转送山上，办事处文书范致凯等人受命办理这类事宜。共产党员张香桂经常在水冶警备队居住，办理与根据地的联系及物品的送往工作。张香桂，河北井陉人，1923年生，1939年担任彭德怀首长的警卫员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随王伯评(魏梦龄）到林县任村建立“豫北办事处”，被派往水利自卫总团做地下交通情报工作，公开身份为总团团部警卫队长。

自卫总团警备队驻水冶期间，不断有“朋友”从这里经过。不少是有运亲自接待和护送。有丰虽然经常随有运料理此类事务，但并不知确切底细。这条与根据地联系的地下交通线，一直坚守到1943年9月，自卫总团被日伪军剿灭时为止。

日伪共谋 铁壁合围

万金渠水利自卫总团的不断扩大和发展；日军屡次进山扫荡的失败，从“瓦委会”负责人的叛变，县工委委员被捕后的审讯中，了解到了共产党县工委书记张亚夫在自卫总团的诸多活动情况。这使日寇如刺在喉，好不难受。在则，自卫总团一些行动规则，如纪律严明，不伤害百姓，实行饭票制等，都违背了隐蔽工作的大忌。这些，使日寇掌握了自卫总团“通八路”的证据，欲决心剿灭之。

1943年夏天，汉奸李英的伪第一路军从内黄调防安阳地区。自卫总团驻扎的重要村镇，伪第一路军也同时驻扎了进去，而且修建的炮楼枪眼对着自卫总团驻军防地，形成对总团的包围和夹击之势。

9月13日（农历八月十五），大队部通知有运急速返回大队部。当天下午他从水冶赶了回来，但不见孙筱尚。大队部人说，孙筱尚刚进城走了。

汉奸李英原打算诱骗孙有运同孙筱尚一同进城“谈判”自卫总团“改编”成“独立旅”，并“共度中秋佳节”的，但因有运回来晚了，没有去成。孙筱尚进城后即被日寇活埋。

这天夜里，自卫总团防区就被万余名日伪军包围了起来，次日凌晨便以“铁壁合围”之势发动了进攻。有运在突围时被捕牺牲，年仅29岁。

自卫总团的余部后来分散转移到太行山根据地，在孙有谋带领下，建制为太行五分区安阳抗日武装工作大队（简称安工队），继续抗击日寇，直至抗日战争最后胜利。

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”。人，可以被毁灭，但，绝不能被征服——这，就是中国人民的骨气；这，就是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；这，就是中国人民的爱国意志！